电话依然在响，接听的人却少了

By Giles Keranen2026年9月11日

电话依然在响，接听的人却少了

北京并未失去它的舰船、市场或安全机构。它在整个亚洲——以及日益在海外华裔群体中——正在失去的，是一样更难重建的东西：对服从的预期。

曾几何时，衡量北京影响力最有用的标尺，并不是它实际做了什么。

而是在北京不得不出手之前，别人已经做了什么。

一位大学行政人员重新考虑了一场活动。一个商业协会回避了一份声明。一个政府软化了一句措辞。一家公司悄悄调整了一张地图。一个华语社区组织认定某位嘉宾大概太麻烦了。一位政治人物盘算着会见台湾官员是否值得承受后果。

没有警察到场。没有制裁宣布。没有舰船改变航向。

什么可见的事都没有发生，因为这套体系早已发挥了作用。

人们预判了反应，然后自我调整。

这曾是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最廉价的权力形式。

也正是这种权力形式，似乎正衰退得最快。

本系列前一篇文章通过一个近乎荒谬的小故事切入这一问题：一位有政治背景的中国名人，和一个曾亲身领教过引起北京注意之代价的商人。有趣的不是八卦本身，而是那份权衡。一个深谙旧规则的人，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旧日的恐惧溢价，已经不再值那么多钱了。

把镜头拉远，类似的权衡正出现在一幅大得多的版图上。

菲律宾在做这样的权衡。

日本在做。

韩国在做。

澳大利亚在做。

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做。

而且，越来越多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华裔，也在做这样的权衡。

中国依然强大。这一点需要明确说出来，否则整个论证会显得幼稚。它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巨大的制造业基础，以及广泛的外交与情报能力。

但权力和服从并不是一回事。

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北京是否依然能让其他社会围绕自己的偏好来安排选择。

在这一点上，一些东西正在发生变化。

菲律宾学错了教训

多年来，北京对菲律宾似乎握有一项简单明了的优势：地理。

中国离得近、体量巨大、在经济上不可或缺。美国强大但遥远。日本背负着战时占领的历史包袱。因此，对马尼拉而言，顺从似乎才是理性的选择。

杜特尔特把这场赌注押得格外大。南海对抗被淡化处理。与华盛顿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确定。北京得到了一个机会，去证明接受中国的地区主导地位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地区政策最具后果的失败之一。

菲律宾并没有永久性地倒向北京。

它反而对北京更加疑虑重重。

南海的一次次对抗改变了政治算计。马尼拉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下扩大了美军的准入。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加深。与日本的关系从发展援助拓展到了安全合作。

这正是那场长期的历史逆转变得难以忽视的地方。

日本曾占领过菲律宾。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菲律宾的战略人士却越来越把日本的安全能力视为一种有用的资源。

按照北京数十年来极力推销的历史剧本，这本应是不可能的。

但它发生了。

因为历史记忆正在与当下的行为竞争。

而当下的行为正在获胜。

日本奇特的优势

任何在亚洲政策讨论圈子里待得够久的人，迟早会碰到一个谜题。

理论上，日本应当有一个巨大的信任难题。

它曾是帝国主义列强。它的战时军队在东亚和东南亚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围绕如何铭记那段历史的争议，它也从未真正摆脱。

然而，当代日本在东南亚精英信任度调查中，却屡屡表现得相当出色。

这一点如今更加重要，因为日本已不再只是一个经济行为体。

东京正在整个地区扩大防务合作、海上安全援助和战略协调。菲律宾是最显眼的案例，但这一趋势延伸得更远。

如果单凭历史记忆就能决定当下的立场选择，那么日本战略能力越强，东南亚理应越感到恐惧。

然而现实是，许多政府似乎越来越能够接受日本扮演更大的角色。

部分解释在于战后的历史进程。日本企业进行了投资。日本援助建设了基础设施。日本外交花了数十年时间学习如何施加影响，而不要求形式上的等级支配。

但还存在一层更深的历史残留，北京关于二十世纪的偏好叙事很难处理这一点。

日本的战时扩张变成了帝国主义式的，而且常常极其残暴。但日军的推进也摧毁了欧洲殖民统治在亚洲大部分地区“不可战胜”的威望。新加坡陷落了。荷属东印度崩溃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权被打碎了。亚洲社会看到，欧洲帝国是可以被一个亚洲强权击败的。

日本帝国没能在这一矛盾中存活下来。

但心理上的断裂留存了下来。

因此，泛亚主义留下的持久遗产，未必是对日本的忠诚。

而是摧毁了“亚洲天然需要一个永久外部主人”这一假设。

战后的日本最终学会了，在这一教训所塑造的地区环境中运作。

北京却表现得仿佛从未学到这一课。

中国对较小邻国传递的信息，往往内含一种等级秩序：尊重我们的地图，顺应我们的安全关切，承认我们市场的特殊重要性，理解我们的历史主张。

这种语言在北京说出来时，听起来是反殖民的。

在马尼拉或河内听来，味道则相当不同。

韩国记住了萨德

韩国提供了另一种教训。

当首尔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时，北京展示了经济依赖如何能被转化为政治压力。韩国企业受了伤。旅游业遭受打击。文化准入渠道收窄。

在当时，这看起来是中国实力的证据。

它确实是。

但强制会产生两种信息。

第一种是即时的：我们能伤害你。

第二种则姗姗来迟：因此你应该变得更难被伤害。

第二种教训更重要。

一家曾主要把中国视为增长市场的韩国企业，如今有理由把政治报复纳入其风险模型。一位韩国决策者有理由把经济上的过度集中视为一种安全脆弱性。一个经历过强制的政府，有理由去别处购买保险。

而保险，正是如今亚洲大部分地区正在购买的东西。

更加多元化的生产布局。

与美国更多的合作。

与日本更多的安全协调。

更多的冗余。

北京赢得了当下这场对抗。

但它也教会了韩国，为什么依赖北京是危险的。

强制自带保质期。

澳大利亚发现了同样的道理

澳大利亚以更清晰的形式领教了这一教训。

多年来，中国需求的规模助长了一种假设：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会制约政治冲突。中国需要澳大利亚的大宗商品；澳大利亚也从中国的需求中获益巨大。

后来双边关系恶化，北京证明了贸易可以被用作惩罚手段。

葡萄酒、大麦、煤炭及其他行业遭到了限制或壁垒的打击。

同样，即时传达的信息本应是显而易见的：

澳大利亚应当明白违逆中国的代价。

澳大利亚确实明白了。

它选择了多元化。

生产商找到了其他客户。堪培拉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愿意把中国视为一个战略难题。与美国、日本、印度的合作不断深化。“奥库斯”正是诞生于澳大利亚战略思维这场更广泛转型的同一进程之中。

其中关键的误判，在于把施加痛苦的能力，与制造忠诚的能力混为一谈。

二者并不等同。

痛苦可以吓到一个目标。

它也可以教会这个目标如何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生活。

东南亚正在购买选项

这正是为什么“东南亚究竟在‘选中国’还是‘选美国’”这个老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更重要的动向是：东南亚正努力做到不必只依赖单一一种关系。

中国依然是地区贸易不可或缺的一环。

美国依然是安全、金融和先进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

日本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日益显眼的安全角色。

韩国提供制造业、技术和防务装备。

澳大利亚正成为一个更重要的战略伙伴。

印度提供了另一个支点。

欧洲提供市场、资本与监管层面的联系。

这不是一套整齐划一的联盟体系。

对于一个渴望拥有特殊影响力的国家来说，这是一样更危险的东西。

它是一个投资组合。

越南或许是最清晰的例证。

河内不需要变成中国的敌人。地理条件决定了这既不可取，也不现实。

它只需要拥有替代选项。

一家日本工厂是一个替代选项。

一个美国市场是一个替代选项。

一笔韩国半导体投资是一个替代选项。

一段印度安全关系是一个替代选项。

另一个海上伙伴是一个替代选项。

每多一个选项，都会改变谈判的天平。

这正是为什么单纯的贸易统计数字可能具有误导性。中国可以依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其政治杠杆却在下降。

贸易衡量的是量。

影响力衡量的，是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

如果一个国家越来越能够对北京说“不”，而不再认为说“不”等于经济自杀，那么即便双边贸易再创新高，北京的影响力其实也已经下降了。

可替代性比贸易量更重要。

然后是海外侨民

对于一个多年来一直关注海外华人社群争论的人来说，这或许是最具深远影响的变化。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受益于中华文化与对中国的政治忠诚之间一种颇为有用的模糊性。

这种模糊性使得好几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被混在了一起。

说中文。

祖父母来自广东。

在上海做生意。

参加同乡会。

使用微信。

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些显然不是同一回事。

然而，北京面向海外的政治话语却屡屡试图在这些概念之间游走，仿佛它们都属于同一条连续光谱。

这种逻辑不难理解。

如果血缘可以被转化为政治上的亲近，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拥有的，就远不止一张外交网络。它拥有的，是散布在东南亚、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各个社群内部的潜在影响力。

但这一假设正在弱化。

一个马来西亚华人，不是暂时旅居海外的北京公民。

一个新加坡华人也不是。

一个第三代加拿大华裔也不是。

一个正是因为拒绝接受北京统治而离开的香港家庭也不是。

一个从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自己国家的台湾移民也不是。

一个祖父母恰好生于中国南方的年轻澳大利亚人也不是。

“海外华人”这个统称，掩盖了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

而年轻一代，让这种旧有的模糊性变得更加难以维系。

一个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之外生活得越久，“遥远的血缘会对一个1949年建立的列宁式党国产生义务”这一命题，就显得越发奇怪。

所在国政府也已发生了变化。

外国干涉、跨国镇压、隐蔽的政治影响以及针对侨民社区的恐吓，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已不再是鲜为人知的专业议题。

这带来了一个艰难却必要的区分。

因为某人是华裔而心生猜忌，是种族主义。

对一个威权国家政治行动的审视，是国家安全。

多年来，每当这两个问题被混为一谈，北京便能从中获益。对党的影响力的批评，可以被描绘成对华人的敌意；而真正的反华偏见，反过来又可以被用来鼓励侨界把北京视为自己天然的保护者。

而当党本身过于强硬地坚持血缘应当意味着忠诚时，这套说辞便会变得站不住脚。

北京在族裔纽带上拉得越紧，许多人就越清楚地感到需要切断那条政治纽带。

这或许会成为对中国海外影响力最重要的限制之一。

让人害怕的成本

威权影响力有其基本的经济学。

真正的强制成本高昂。

一次警察行动要花钱。

一次情报行动要花钱。

一场外交对抗要消耗政治资本。

贸易报复会让双方的企业都受损。

军事恐吓要消耗燃料、维护、人力和注意力。

恐惧则便宜得多。

如果一个政府、一家企业、一所大学或一个人，已经知道上一个冒犯北京的人下场如何，它可能会自愿调整自己的行为。

目标自己替你完成了这场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效的威权体系并不需要惩罚所有人。

它们只需要惩罚足够多的人，让其余所有人都记住这件事。

但当现实不再印证记忆时，记忆就会衰减。

一艘菲律宾船只又开了回去。

没有发生决定性的事。

日本扩大了安全合作。

没有发生决定性的事。

澳大利亚拒绝调转方向。

没有发生决定性的事。

一家韩国企业减少了对华风险敞口。

没有发生决定性的事。

一个侨团拒绝了政治压力。

没有发生决定性的事。

一个曾经深知要向北京公开道歉的商人，却公然让一个原本因政治关系而让这种行为难以想象的人下不来台。

即便如此，依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事。

每一件事都很小。

但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的计算。

人们会观察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当足够多的人发现，惩罚是可以承受的——或者有时候根本不会降临——不服从的预期代价便会下降。

于是北京不得不更加卖力。

更响亮的警告。

又一次海上巡逻。

又一轮制裁。

又一次外交抗议。

又一次要求表态效忠。

又一次调查。

同样程度的服从，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正是影响力衰退最初的样子——在任何人称之为“衰退”之前。

不是消失。

而是收益递减。

泛亚主义的幽灵

这一切之中，存在一层历史的讽刺。

泛亚主义最持久的遗产，或许并不是其倡导者当年设想的那种政治秩序。

那种秩序随日本帝国一同消亡了。

存续下来的，是更基本的东西：

亚洲社会无需接受永久等级秩序这一理念。

欧洲帝国最先领教了这一点。

日本最终也领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

北京当下在地区层面面临的问题，并不只是周边国家“更偏爱美国”。

很多国家并非如此。

也不是它们忘记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

它们并没有忘记。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围绕中国、却拥有多个中心的亚洲，正在形成。

而一个拥有多个中心的亚洲，在结构上就会抵制任何一方对“自动否决权”的主张。

日本可以举足轻重，而无需统治他人。

美国可以举足轻重，而无需垄断每一段关系。

越南可以与中国做生意，同时与其他军队进行训练。

菲律宾可以接受日本的安全援助与美国的驻军准入，同时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新加坡可以与所有人做生意。

澳大利亚可以向中国出售大宗商品，同时为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世界做军事准备。

华裔可以讲中文、庆祝中国节日、在亚洲维系家族联系——却完全不欠北京任何东西。

后面这种可能性，或许是这个党最难以接受的。

因为它摧毁了其海外政治想象中最古老的一条捷径：

即认为身份认同可以被转化为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