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征税：对“未完成逃离”的变现

作者：Tao Miyaz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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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看法，是把这件事主要理解为税务问题。

它真正关乎的是触手，是恐惧，是一个正在下坠的政权，试图把“未完成的离开”变现。

当北京开始释放信号，要求出生在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包括那些隶属于中资组织海外分部的员工——将境外收入向中国当局申报时，最浅的一层解读，会把这看成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全球财政国家。但更深一层的解读恰恰相反。一个有信心的秩序向外扩展，靠的是建立信任、互惠和别人愿意承认的制度。一个脆弱的秩序向外扩展，靠的是因为内部已经没有多少更安全、更容易榨取的东西了。

这才是真正的框架。

第一点其实很简单：中国当然可以在自己的法律里写任何东西。这只能证明它有意图，不能证明它有能力。一个国家可以在国内法里宣布，对它仍然定义为“居民”的人拥有全球征税权。但把这种主张写进国内法，不等于外部世界就会替你把这件事落实下去。不等于外国政府会帮助你识别目标、维持你的控制力，或者把你的手伸出国境这件事视为一种正常状态。法律本身，只是一张画着边界的纸。

而这一点，在你回头看北京自己当年怎么说《中英联合声明》时，就显得更重要了。2017 年，中国外交部说，《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历史文件”，并且“已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还进一步表示，它“对香港回归后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不具任何约束力”。路透社当时完整刊登了这段表述。

这句话伤害的不只是英国。它实际上是在公开宣布一条规则：北京会把法律承诺当作工具——有用时就拿出来，无用时就丢掉。一个政府一旦敢对一份正式登记过的国际条约这样说，它烧掉的就不止是一座桥。它伤害的是外界对它一切正式承诺、技术性框架与合作机制的基本信任。于是，当北京后来又希望别人继续尊重那些有利于自己跨境汲取的合作安排时，它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问：既然你不想履行的义务，可以被你自己定义成“历史文件”，那为什么有利于你的安排，就必须被别人当成不可动摇的神圣义务？

也正因为如此，我不会把太多分析重量放在 CRS 上。共同申报准则从来不是什么权力支柱，它更像是管道。OECD 自己对它的描述，就是通过“已激活的双边交换关系”来完成自动信息交换。这个表述本身就已经告诉你，这到底是性质的东西：它不是某种超越政治、永恒有效的自然法则，而是一种活的安排，要靠各司法辖区持续激活、维护、并实际运行彼此之间的交换渠道。而且，美国从来就没有加入 CRS，而是一直保留 FATCA 这套自己独立的体系。

所以，CRS 从来就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硬钢梁。它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件的，是政治性的，是远比宣传册听起来更脆弱的东西。

而在新冷战里，最先变弱的，恰恰就是这种有条件的东西。

第二个必须说清楚的点是：新冷战才刚刚开始。世界并没有朝着更深层信任北京的方向走，而是在朝着更深的怀疑、更强的切割、更重的战略筛选，以及对一切中国国家触手更冷淡、更警惕的解读方向走。不管人们把对面的这一组力量称作“新威权轴心”，还是用更柔和的外交术語去命名，现实结果都一样：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以及其他类似政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自由世界看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性合作伙伴，而是带有胁迫、情报、政治风险的对抗性体制。

一旦这种结构性不匹配成为主导现实，自由世界就会越来越没有理由去帮助北京监视、压迫、围堵那些只是碰巧出生在这个共产党殖民体制之下、却想去追求自由的普通人。这恰恰是很多温和税务分析看不到的地方。北京可以把这件事包装成“合规”，但别的国家越来越可能从另一套语言去理解它：退出自由、免于胁迫，以及防止外国威权政权把自己的长臂继续伸进本国秩序。

这种变化，已经不是抽象的理论。日本已经准备把对华关系从“最重要关系之一”降格为“一个重要邻国”，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这种变化背后是中日关系恶化、稀土对抗、台海压力上升，以及中国与俄罗斯、朝鲜在区域安全层面的联动所带来的更大担忧。

新加坡的动机则是另一种方向，但结论相同。路透社在今年二月报道，新加坡正在吸纳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企业，这些企业试图把注册地、控制节点和一部分战略功能迁往新加坡，以降低中美地缘紧张带来的风险。关键就在这里。新加坡的结构性角色，不是替北京把每一个可以流动的人、每一份可以转移的资产、每一笔海外收入重新抓回去。它的角色，是在不稳定中获利，成为一个吸纳资本、企业和决策功能从中国风险区迁出的安全节点。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下调关系定位，另一个国家在吃中国外溢的资源。无论哪一种，都不像是在热情帮助北京完成它的长臂汲取。

但即便说到这里，仍然还可能太抽象。

真正悬崖边的树枝，不是申报系统，而是人。

一个衰败中的政权，真正维持自身的方式，不是依赖什么优雅的国际制度架构，而是去抓那些还离得足够近、来得及抓住的人。最危险的，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全球纳税人”，而是那些离开还没有完成的人：家人还在中国的人，房产还在中国的人，账户、股权仍然绑在中资体系上的人，未来回国计划还没切断的人，或者只是心理上还保留着长期被这个体制训练出来的恐惧感的人。

这些人才是悬崖边真正的树枝。

也正因此，北京所谓的“全球征税”冲动，应该被看清它真正的本质。它根本不是一个真正全球财政国家的诞生，而是“未完成逃离”的货币化。

一个真正已经离开的人，在实践意义上是很难被征税的。不是因为北京没有说辞，而是因为说辞一旦失去抓手，跨境之后就会迅速变轻。一旦资产、居留、雇佣关系、家庭暴露，以及未来依赖，统统都被从中国指向性的体系里抽走，这个政权的主张就更像是一封从一个逐渐失重的中心寄出来的要求函。也许声音还很大，也许很烦人，但它已经不再具备天然的执行力。

而一个没有完全离开的人，就完全不同。对这种人，压力仍然可能有效。不是因为北京已经建成了什么全球税收帝国，而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上，仍然带着若干可以被捏住的脆弱接触点。这不是现代财政主权在成熟状态下的自然延伸，而是一个衰败中的体制，对那些“半脱离主体”所进行的末期榨取。

也正因为如此，这套策略内部天然带着自己的失败。

政权每一次这样向外伸手，实际上都在给它想要压榨的人上一课：半退出，是最危险的状态。离开要更快，切割要更干净，暴露面要更少。能搬走家人就搬走，能转走资产就转走，能结束依赖就结束依赖，把分离真正做完。

这才是最大的悖论。北京口中的“全球征税”，在现实里，其实只是试图收割那些卡在离开与自由之间的人。但它越明显地这样做，就越会加速另一种行为：更多人会意识到，必须尽快完成逃离，否则自己就会成为它最后一轮可以抓住的人形树枝。

一个上升中的秩序，会修桥。一个下坠中的秩序，只会扑抓。

这不是什么全球税收体系的建成。这只是一个已经意识到外部世界正在离它而去的政权，在恐慌中转而去抓那些还没有完全从它手中滑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