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賺的錢來自自由世界，他賠的錢屬於體制。

前幾天我打車，司機五十多歲，衣著乾淨，說話有條理，一路上挺健談。後來我才知道，他以前做外貿，年輕時從內陸跑到沿海城市，靠出口做五金、做塑料配件。那時行情好，一單能賺別人半年工資。後來趕上退稅放寬、匯率穩定，幾年下來賺了幾千萬。

他說那幾年日子太舒服了，外商給訂單，銀行給信用證，他在義烏、寧波之間跑來跑去，睡得少，但錢來得快。我問他後來呢？他嘆了口氣，說自己不做了，覺得靠外國人太不穩。當時我還以為他是被逼的，結果他笑了笑，說沒有，是自己決定的。

他說有個當官的同學勸他回去做工程，說國家搞基建，政策支持多，錢也更穩，不用看外國臉色。他想了想覺得有道理。於是他把外貿公司賣掉，帶著現金回省城，搞投標、蓋廠、修路、墊資金，一開始還真順利，地方政府挺照顧，官員也幫忙。他說那段時間他特別踏實，覺得自己終於成了「國家的一部分」。

直到那位同學出事，項目停了，款項也結不下來。地方財政沒錢，大家能拖就拖，沒人敢拍板。欠款不是商業糾紛，是政治問題。他跑了兩年，什麼也沒要回來。房子抵押了，廠子倒了，最後只剩債務。他現在出來開網約車，語氣裡一點怨氣都沒有，只是說：「也沒辦法，國家也難。」

我問他後悔嗎？他說不後悔，誰能想到呢？外貿靠外國人，外國搞疫情害我們，不做也對。那一刻我沒接話，只是突然明白，他需要這個解釋才能繼續活下去。因為如果承認問題出在體制，他的一生就全錯了。繼續相信外部搞壞了一切，對他而言反而更容易。這個解釋能保住尊嚴，也能讓失敗看起來合理。

他其實有很多別的選擇。他那時有錢、有資源，完全可以繼續做外貿，去越南、馬來西亞、泰國投資，甚至不投，也能保持現金流。沒人阻止他。只是他不敢。他覺得遠離國家不安全，靠市場太難，靠關係更穩。於是他把風險從訂單換成了官場，把市場的冷風險換成了政治的熱風險。表面上更安全，實則更致命。

那時候他還沒意識到，自己過去能賺錢，根本不是因為能力強，而是因為美國打造的全球化需要一個聽話的加工國。中國在冷戰尾聲背叛蘇聯，假裝要融入自由世界，美國誤以為中國會改變，於是把訂單、資本和市場都投了進來。那是全球化分給中國人的一點紅利。而這位曾經的老闆，只是偶然站在了正確的時間和地點，被卷進這場交易，拿到了獎賞，卻以為是憑本事贏來的。

他後來回到內陸搞工程，靠關係、靠同學、靠「國家的事更穩」，那才是他真正的能力。前面賺的錢靠時運，後面賠的錢靠他自己的本事。這個邏輯很殘酷，但準確得令人不適。

而這樣的故事，肯定遠不止他一個。 這些年，外貿、房地產、民企、承包商，像他這樣的人太多。賺的時候都以為是實力，虧了才發現是體制。不一樣的是，他們的結局沒人願意寫，也沒人能寫。大家都明白，寫出來會顯得太像寓言，中國的輿論約束也不允許寫。

他虧掉的錢，買的是「國家不會坑自己人」這個幻覺。虧光了，幻覺還在，甚至更牢。因為那是他唯一能相信的東西。他說疫情是外國搞的，說國家也難，說我們都一樣。他說這些的時候，聲音平靜，像在替別人解釋，又像在替自己。

我沒反駁。窗外在下雨，車停在紅燈口，我突然想到一句話：他不是被騙的，是自願的。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他闖進來。他走的每一步都合乎邏輯，也都合理，只是他選擇的那個邏輯，本身就是陷阱。

就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他這一生都沒弄清「資本」和「共產」的差別——他的命運，本身就是兩者交錯的幻象。